让蒲松龄命运不济的风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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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,被国际上誉为“世界短篇小说之王”,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伟大作家。蒲松龄生于1640年明朝末期的古般阳城东七里的蒲家庄,即今山东淄川地区。1991年10月,首届国际聊斋学讨论会,在蒲松龄故乡的山东淄博召开。

蒲松龄为什么一生坎坷,怀才不遇? 目前,研究历史人物都是从社会制度和阶级斗争角度去分析根源,除此之外,是否也有山川地理、三元九运等,即风水题目呢?

蒲松龄故居,风水“形法”分析

蒲松龄故居的山东淄川地区有两条河交汇,一是“孝妇河”,传说是为纪念一位孝敬媳妇而得名;二是“般水”,九曲十八弯与“孝妇河”汇合。然而,两水汇合后“匆匆北下”入海,形成南高北低的大地势格式。按中国风水学“形法”,属凶格。这种南高北低的地势,在淄川东南的开发区显而易见,柏油大道的路北的建筑物大多呈现出前仰后卧的态势,有的索性就建在凹处。按中国地理区位而论,风水山环的功能是:

西要有山,以遮挡西面而来的“刚风”;

西北要有山,以遮挡西北方而来的“折风”;

北要有山,以遮挡北面而来的“大刚风”;

东北要有山,以遮挡东北方而来的“凶风”。

然而,淄川被文学家描述为“四面环山”。然而,按地理格式分析,西、东两侧有山,西北有湖,北、东北无山。没有形成聚气的“山环”形势。蒲松龄故居,坐北向南偏西,即癸山丁向。因大地势原因,形成了蒲松龄故居北低南高,东高西低,宅形格式。

中国风水学有:“气遇风则散”。这种负气散的风便是折风、刚风、大刚风、凶风。可惜蒲松龄故居的地于是形势均未能挡住。中国风水学又有:“风为送气之媒。”这种聚气之风指的便是东方来的“婴儿风”、东南方来的“弱风”和南方来的“大弱风”。可惜,蒲松龄故居的东方“婴儿风”却被东山拒之门外。恰是“有山无环不聚气,婴风受阻刚风劲”的风水所忌格式。中国风水学有:“前高后低,长幼昏迷;后低前高,一生奔逃”之忌。昏迷----并非病态,而指的是执著而不明智的精神状态。奔逃----并非逃亡,而指的是奔波劳禄,背井离乡。

由蒲家庄东大门进入蒲家庄的成S形的曲径,按《水龙经》原理,这种曲水可以有效防止“直泄水”的散气。可见,蒲家先民还是留意运用了风水知识矫正地势。但不幸的是,当曲径经过松龄故居门前时,正遇上“反弓”水,而不聚气。可见,主人在世时家业已不景气。蒲家世代读书,但却与仕途无缘,人生坎坷与蒲家地势风水成对应关系,不能说是一种偶合。

高祖蒲世广,虽才冠当时,终了只落个“廪生”;曾祖父蒲继芳,也是才华出众,终了只落个“庠生”;祖父蒲生,也不简单,却一生默默无闻;父亲蒲般,知识赅博,但终困童子业(似“教书匠”)。祖上几乎都是怀才不遇,终困场屋。独一有一官半职的是其叔祖蒲生汶,固然好不轻易中了进士,选授玉田知县,后因听说母病,在衙内汤水不进,竟吐血而亡。

到了松龄这代,又是重蹈覆辙。十九岁,县、府、道三选第一,考中秀才,后来又战屡屡败北。1659年二十多岁时,屡试不第,其原因是“与八股无缘”(留意:这种执著而不明智,即是风水所说的“昏迷”)。无奈,二十多岁时,就回乡设馆,为人“代笔歌哭”或当“刀笔师爷”,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。 1670年三十岁,便南游谋生(留意,奔波劳禄,背井离乡,即风水所云“奔逃”开始)。归后乡试,又付之东流”;1687年,又满怀壮志去应乡试,还是依然如故;1690年五十一岁的松龄,再赴济南应试,这次一试通过,但二试不巧生病,又是石沉大海,这时松龄对天长叹:“此天之亡我,非战之罪也!”

总而言之到1680年(康熙十八年),过了不惑之年,松龄才结束了漂泊不定的“奔逃”生活,最远的一次是到扬州府当“刀笔师爷”。其间,便贯串着每年一度的屡试不第的乡试。松自叹“天之亡我”,实在他终于悟出了风水真谛。天即宇宙即客观,天文、地理,古称“堪舆”,即今之风水,是“风水不助我也!”此外,蒲宅坎(北)、艮(东北)低下,也对相对应的“中男”、“少男”产生了不利人丁的影响:其叔祖中年吐血而亡以及其晚年几个孙子溘然“被天花夺去了性命”等等。至于因其“两个嫂子尖酸刻薄”而受气、分家,亦是因坎位不足,阴盛阳衰的结果。

蒲松龄故居,风水“理法”分析

蒲松龄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。他三岁时,明朝气数已尽,李自成高举义旗,吴三桂又引清兵入关,于是形成明王朝、清军和农民义军三股势力逐鹿中原的悲惨局面。他五岁时,是李自成的“永昌元年”,张献忠的“大西元年”,清朝的“顺治元年”,而明崇祯帝自缢煤山。一句话,是个改朝换代的动荡历史时期。

风水的“三元九运”有云,生在“上元吉”,而生在“下首恶”。一查三元九运,果然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基本处于下元! 可叹松龄生不逢时。

聊斋正房是癸山丁向即是坐北向南的三间北房,一明两暗,门开南离。其隔断并非砖墙,而是下有矮墙上有木框结构的所说的“落地罩”所分割,气流通畅,可以一大间房论。床在东南角巽位,大八仙桌摆在正北坎位,小桌偏东也接近坎位,符合风水八宅法,即床、桌处于好气场的吉位。似乎没有什么风水题目,但一摆出相应九星运盘,题目出来了。

下面分析蒲松龄零岁~五十一岁聊斋正房的下元七运、八运、九运以及上元一运的运盘图。

①八运运盘:以八入中顺飞(运星不须论阳顺阴逆,一概顺飞)。

②山盘:坐方运盘为四绿,四绿是巽的洛书序,在二十四山方位图中统管辰巽巳三山,其天元龙巽属阳,故山星四入中后要顺飞。

③向盘:向方运盘为三碧,三碧是辰的洛书序,在二十四山方位图中统和甲卯乙三山,其天元龙卯的三元龙属阴,故向星三入中后要逆飞。

先看八运运盘,八运艮(东北)方为“正神”,宜高,但低下,不吉。坤(西南)为方为“零神”,宜低见水为旺,即无水,不吉。这宅运不济的二十年间,恰是主人五~二十四岁风华正茂的好年华,却怀才不遇,屡试不第。

宅运不济。床、桌也未遇上吉星高照。“1、4同宫发科举”是九宫飞星法的定律。然而床、桌及家具均未遇上。而且,后来的九运、一运运盘也均未见“1、4同宫发科举”的吉气场,焉能中举?

作为癸山丁向的房屋,1、4同宫发科举的气场在七运运盘上有两处泛起:即东南巽方和正西兑方。然而,七运的尾声,主人还是个不足五岁的婴幼儿,真乃生不逢时!

九星中,2,5,3,7为凶星,请看床桌书房关键部位,毫无例外地全部遇上凶星,无论八运、九运还是一运,凶星伴随松龄一生!固然座、向也曾遇上双八双九或双一到向到座,但也由于地势格式不济而无济于事。

风水虽云上元吉,但上元一运正神在坎北,宜高,但低下,宅不当运。吉星双一到向又有何用? 况且松龄在1690年即进入上元一运的第六年已是“五十知天命”的五十一岁高龄,应试已力不从心,终于发出长叹,“此天之亡我”。

九星加临组合,很有奥妙。大家不妨重点看看青少年床位的3、4,年近花甲床位的5、6。3、4组合,3为凶星,4为巽木,不宜木生,故以凶论。主脾气急躁,事不遂心。而5、6组合,5为“五黄煞”凶星,属土,6为乾金,金被土生似应吉,但被凶星所生,以凶论。主头痛,口腔疾痛。

床,在古时侯十分重要。它同时又是读书人读书写字的地方。大家参观北京故宫养心殿“三希堂”便可明了,三希堂是雍正天子读书的地方,原来古时侯人是在床(北方为“炕”)上放一个小桌当“炕桌”,既可读书又可写文章。松龄老人最后“倚窗危坐而卒”的地方,便是本文所说的巽方床位。至于老人最后得的什么病,无从考证。然而,既然《聊斋志异》是一部借鬼狐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社会不满、个人科举失意的悲哀和愤慨的著作,既然“抒孤愤”是作者的动机,那么,“事不遂心”、“头痛”等双星加临的效果算是应验了。据向蒲松龄故居馆馆长了解,当年松龄并不走现在的东南巽门,而是走正东的震门。震木,对应肝胆,频繁吸纳东方木气,必助肝胆,而肝又主“七情”的“怒”,这也是助长主人脾气急躁的风水原因,山东方位,本主肝木,这就雪上加霜,更使人难以“事缓则圆”,而助长了主人耿直的品格。

综上所述,中国风水学的两个流派“形神兼备”,形势法以静态的,有形的因素为主,因而易被人接受和理解;而理气法以动态的,无形的参数,涉及良多现代科学尚没有办法解释的相互逻辑关系,有“玄学”特色,常被忽视和诘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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